Митинг на площади Ленина - эпизод в противостоянии активистов и администрации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а. Оппозиционеры требуют перенести выборы, отменить муниципальный фильтр и реформировать местные избиркомы, уличенные в нарушениях.
В протесте в среду участвовало от 2 тысяч (по данным МВД) до 8 тысяч человек (данные наблюдателей).
Прокатить Беглова
В среду перед Финляндским вокзалом сотни человек выстроились в очереди у рамок; только через них можно было пройти к памятнику Ленину, у которого установили сцену для выступающих.
Хотя митинг был согласован с городскими властями, по периметру площади стояли омоновцы, полицейские, десятки автозаков и даже поливальные машины.
Многие пришли с плакатами - "Как Прибеглов так и Убеглов" или "Не допустите Соболь - придет песец", а также с флагами разных политических сил.
Среди участников бросалось в глаза большое количество совсем молодых людей и девушек. Многие делали селфи.
"Зачем нам губернатор, который не умеет слушать критику? Мне не нравится, что он унижает бюджетников, заставляя убирать снег и ставить за него подписи. За кого он нас держит в этом шоу за самовыдвижение?" - спрашивал у собравшихся депутат Законодательного собрания Петербурга, представитель фракции "Яблоко" Максим Резник.
С ним соглашалась депутат ЗАКСа Марина Шишкина, лидер регионального отделения "Справедливой России".
"Ответственные работники [местных избирательных комиссий] ведут себя, как бандиты, а полиция на это не реагирует!" - говорила Шишкина.
Максим Кац, который вместе с партией "Яблоко" помогает независимым кандидатам, предлагал "прокатить" Беглова и отправить в отставку Вячеслава Макарова, председателя ЗАКСа.
Оппозиционеры считают, что именно Макаров отвечает за нарушения в избирательных комиссиях в Петроградском районе города.
Часть выступавших требовала отмены муниципального фильтра.
Кандидат в губернаторы от КПРФ режиссер Владимир Бортко, пытаясь совладать с микрофоном и своим голосом, призывал объединиться против партии власти.
На это толпа отвечаа ему криками: "Снимайся [с выборов]!" и "Позор!"
Также на сцену пытался прорваться боец и националист Вячеслав Дацик, но под крики "Позор!" его увели полицейские.
В конце митинга Дацику снова удалось прорваться к микрофону и прокричать что-то про 1917 год и Ленинград.
К девяти часам вечера над площадью у Финляндского вокзала вышло солнце.
Толпа проскандировала "Нас будет больше" и "Мы здесь власть" и стала расходиться.
Задержали лишь одного человека. Под крики "Мусора - позор России!" некоторые омоновцы вяло улыбались.
Friday, July 26, 2019
Thursday, July 18, 2019
长荣航空罢工： 女性冲击台湾劳动权益禁区
“我希望我的下一代不要再这么辛苦，或许下一代还是要站出来，还是要抗争，但是已有我们的支持。凡事至少要踏出第一步。”
这是长荣航空女空服员蔡羽盈，在长荣历时18天的罢工结束时坐在公司前示威警戒区对着BBC中文记者吐露的一段心声。那一刻，她遥望远方，脸上似乎多了几分解脱。
2016年时，台湾中华航空爆发首个空服员罢工，当时长荣的空服员也受到刺激，随后不少空服员纷纷加入工会，从零开始学习何谓劳权。
此次台湾长荣航空罢工，从2017年开始即由桃园市空服员职业工会主导与长荣协商。
加入工会的长荣空服员主要要求包括，外站的日支生活费必须与罢工成功后的华航一样，从每小时3美元提高到5美元，非工会成员不得比照办理。飞东京与北京等容易超过12小时上班时数航班必须改算夜班，劳工有权参与惩处机制与提供经营信息，增设一席劳工董事等八大项要求。
双方经历20多次协商始终未能得出定论。随后，工会启动罢工投票，继续与长荣协商，并在6月7日依法取得罢工权。6月20日当天再度协商，但仍在日支费上未能达成共识，工会宣布从当天下午4点开始罢工。
这场罢工长达18天。最后，台湾交通部、劳动部与桃园市三方调停下，各有退让的劳资双方7月6日签署了“和平协议”。
不过，和平协议签署之后，又出现了小插曲。
工会干部郭芷嫣，因为在社群网路私人群组发出讯息，指要对反罢工机长“加料”与“电爆”反罢工员工的对话遭到截图流出，结果郭芷嫣在7月11日遭到长荣解雇。
压力和恐惧
罢工结束了，但是参与罢工的千百名长荣空服“娘子军”回忆起那十数天的经历仍然心绪万千。蔡羽盈回忆道：“有个学妹说刚开始每天睡醒她就是一直哭，说怎么这件事会发生在她身上，没有想过她要去承受这样的压力恐惧”。
“不爽做不要做啊……”空服员职业工会长荣代表林昱嘉对BBC中文回忆当时来自四方的骂语。她描述当天被反对罢工的同事戏谑的情形，情绪很激动。
林昱嘉还记得有位反罢工女同事不屑地说：“回家当你妈的宝贝吧！”更有位长荣高层当面怒骂她：“我专制，又怎么样？就是要有这种威权，才能极权管理！”
从公共舆论看，这场罢工自始自终劳方都不被看好，因为资方一开始就强烈指责劳方“突袭式罢工”，不顾乘客权益。劳方则表示两年多来已协商20多次。
前国立台湾大学副教授范云认为，资方虽谴责突袭，但一定知道劳方随时准备罢工。而资方有没有预先通知旅行社与消费者可能会面临罢工危机这点也很重要。因为就国际航空与运输罢工的准则来看，如果罢工出现，消费者与旅行业者的损失是要跟航空公司求偿。长荣的问题很大程度上是管理方式不合时宜。
长荣航空一直没有内部工会，直到2016年华航罢工后，许多长荣空服员才申请加入空服员职业工会。
华航虽然在2016年与2018年，各发生过空服员与机师罢工，但华航属于半国营性质，台湾政府在罢工时还是有相当大的主导权。因此在罢工发生后，华航向劳工做出较多让步，同时加重营运成本。但长荣属私人企业，政府顶多只能辅导双方，但不能做决策。
与此同时，公司被指长期“高压威权”，使许多空服员在劳动条件上感到相当不满。无限上纲的以客为尊、动辄军事化管理、一有小错就写不完的悔过书、精神耗弱的逼供式约谈、飞机排班浮滥地人员调度，都是遭到长荣空服员抱怨的共同经历。
一位31岁的长荣空服员对BBC中文回忆，她曾在上班时骑车出了车祸，送邻近医院包扎。但长荣只认证“大型医院”证明，她不得不为了申请伤病证明带着脚伤奔波。
这次罢工虽然暂告成功，但恐惧气氛仍在长荣空服员间蔓延。
林昱嘉说，父母是没有太反对，但一直不断提醒她要保护好自己，“女生尽量不要太出风头”。但到了罢工风起云涌时刻，妈妈跟婆婆一度担忧，要她适可而止，不要再出头了。
台湾媒体的报道也出现一些批评罢工者的声音。有媒体报道称，长荣空服员的待遇已经比很多工作好，工会在第一时间的作法有太多行政上的瑕疵。《自由时报》则称“一场损人不利己的罢工”、“轻率决定”。
台湾人对维权罢工事件的敏感、老一辈对女性的传统印象、加上社会普遍觉得空服员是好工作。三者加起来，使得长荣空服员在罢工时，几乎是不被台湾媒体与舆论喜爱的一群，“公主”、“任性”、“傲娇”等代名词充斥网路。
范云认为，长荣空服员的行为当然是跟传统想法有冲突，但“台湾的妇女运动与性别平权走到今天，应该也要适用在劳工的领域”。过去对于空服员绝对服从、不能有意见等印象，在新时代女性中是不适用了。
从历史上看，工运在台湾，特别是在过去未解严时期几乎是大罪。不过，新一代台湾人逐渐适应了通过这种方式争取自己的劳动权益。范云说，权利争取是“意识觉醒”，当人意识到我的权利不该流失时，就是进步的时候。
这是长荣航空女空服员蔡羽盈，在长荣历时18天的罢工结束时坐在公司前示威警戒区对着BBC中文记者吐露的一段心声。那一刻，她遥望远方，脸上似乎多了几分解脱。
2016年时，台湾中华航空爆发首个空服员罢工，当时长荣的空服员也受到刺激，随后不少空服员纷纷加入工会，从零开始学习何谓劳权。
此次台湾长荣航空罢工，从2017年开始即由桃园市空服员职业工会主导与长荣协商。
加入工会的长荣空服员主要要求包括，外站的日支生活费必须与罢工成功后的华航一样，从每小时3美元提高到5美元，非工会成员不得比照办理。飞东京与北京等容易超过12小时上班时数航班必须改算夜班，劳工有权参与惩处机制与提供经营信息，增设一席劳工董事等八大项要求。
双方经历20多次协商始终未能得出定论。随后，工会启动罢工投票，继续与长荣协商，并在6月7日依法取得罢工权。6月20日当天再度协商，但仍在日支费上未能达成共识，工会宣布从当天下午4点开始罢工。
这场罢工长达18天。最后，台湾交通部、劳动部与桃园市三方调停下，各有退让的劳资双方7月6日签署了“和平协议”。
不过，和平协议签署之后，又出现了小插曲。
工会干部郭芷嫣，因为在社群网路私人群组发出讯息，指要对反罢工机长“加料”与“电爆”反罢工员工的对话遭到截图流出，结果郭芷嫣在7月11日遭到长荣解雇。
压力和恐惧
罢工结束了，但是参与罢工的千百名长荣空服“娘子军”回忆起那十数天的经历仍然心绪万千。蔡羽盈回忆道：“有个学妹说刚开始每天睡醒她就是一直哭，说怎么这件事会发生在她身上，没有想过她要去承受这样的压力恐惧”。
“不爽做不要做啊……”空服员职业工会长荣代表林昱嘉对BBC中文回忆当时来自四方的骂语。她描述当天被反对罢工的同事戏谑的情形，情绪很激动。
林昱嘉还记得有位反罢工女同事不屑地说：“回家当你妈的宝贝吧！”更有位长荣高层当面怒骂她：“我专制，又怎么样？就是要有这种威权，才能极权管理！”
从公共舆论看，这场罢工自始自终劳方都不被看好，因为资方一开始就强烈指责劳方“突袭式罢工”，不顾乘客权益。劳方则表示两年多来已协商20多次。
前国立台湾大学副教授范云认为，资方虽谴责突袭，但一定知道劳方随时准备罢工。而资方有没有预先通知旅行社与消费者可能会面临罢工危机这点也很重要。因为就国际航空与运输罢工的准则来看，如果罢工出现，消费者与旅行业者的损失是要跟航空公司求偿。长荣的问题很大程度上是管理方式不合时宜。
长荣航空一直没有内部工会，直到2016年华航罢工后，许多长荣空服员才申请加入空服员职业工会。
华航虽然在2016年与2018年，各发生过空服员与机师罢工，但华航属于半国营性质，台湾政府在罢工时还是有相当大的主导权。因此在罢工发生后，华航向劳工做出较多让步，同时加重营运成本。但长荣属私人企业，政府顶多只能辅导双方，但不能做决策。
与此同时，公司被指长期“高压威权”，使许多空服员在劳动条件上感到相当不满。无限上纲的以客为尊、动辄军事化管理、一有小错就写不完的悔过书、精神耗弱的逼供式约谈、飞机排班浮滥地人员调度，都是遭到长荣空服员抱怨的共同经历。
一位31岁的长荣空服员对BBC中文回忆，她曾在上班时骑车出了车祸，送邻近医院包扎。但长荣只认证“大型医院”证明，她不得不为了申请伤病证明带着脚伤奔波。
这次罢工虽然暂告成功，但恐惧气氛仍在长荣空服员间蔓延。
林昱嘉说，父母是没有太反对，但一直不断提醒她要保护好自己，“女生尽量不要太出风头”。但到了罢工风起云涌时刻，妈妈跟婆婆一度担忧，要她适可而止，不要再出头了。
台湾媒体的报道也出现一些批评罢工者的声音。有媒体报道称，长荣空服员的待遇已经比很多工作好，工会在第一时间的作法有太多行政上的瑕疵。《自由时报》则称“一场损人不利己的罢工”、“轻率决定”。
台湾人对维权罢工事件的敏感、老一辈对女性的传统印象、加上社会普遍觉得空服员是好工作。三者加起来，使得长荣空服员在罢工时，几乎是不被台湾媒体与舆论喜爱的一群，“公主”、“任性”、“傲娇”等代名词充斥网路。
范云认为，长荣空服员的行为当然是跟传统想法有冲突，但“台湾的妇女运动与性别平权走到今天，应该也要适用在劳工的领域”。过去对于空服员绝对服从、不能有意见等印象，在新时代女性中是不适用了。
从历史上看，工运在台湾，特别是在过去未解严时期几乎是大罪。不过，新一代台湾人逐渐适应了通过这种方式争取自己的劳动权益。范云说，权利争取是“意识觉醒”，当人意识到我的权利不该流失时，就是进步的时候。
Wednesday, July 10, 2019
上半年中央“猎狐”成绩单：3名“红通人员”投案
“坚决惩治腐败，巩固发展压倒性胜利”。习近平总书记在今年1月召开的十九届中央纪委三次全会上的发言言犹在耳。
2019年以来，党中央坚决惩治腐败，巩固发展压倒性胜利的步伐从未停止。打虎、拍蝇、猎狐，狠刹“四风”，深挖黑恶势力“保护伞”，紧盯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加大金融领域反腐力度，推进巡视巡察全覆盖……全面从严治党任重道远。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推出“2019反腐年中系列报道”，为您梳理今年上半年的反腐看点。
今天我们推出第二期。
①2019上半年"打虎战报":11名中管干部被查 2人为主动投案
今年1月，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的反腐败国际追逃追赃纪实专题片《红色通缉》在中央电视台播出，引发舆论热议。声称“死也要死在美国”的杨秀珠，最终因“无处可逃”“无钱可花”“无人可靠”而狼狈投案；“洗白”身份的闫永明，从春风得意直至走投无路认罪退赃……多名“百名红通人员”的归案过程被一一还原。
《红色通缉》背后的故事，正是党中央将反腐败国际追逃追赃进行到底的一个个缩影。今年以来，中央“猎狐”力度不减，成绩斐然。
3名“百名红通人员”回国投案
1月28日，中央反腐败协调小组国际追逃追赃工作办公室召开会议，研究部署2019年反腐败国际追逃追赃工作，“天网2019”行动正式启动。截至6月30日，今年已有3名“百名红通人员”回国投案。
5月29日深夜，云南锡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原董事长、云南省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原副主任委员肖建明回国投案。而就在前一天，“百名红通人员”、浙江省外逃犯罪嫌疑人莫佩芬也选择回国投案。曾费尽心机策划出逃的她，发现外逃生活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美好。“不希望在国外了此残生”，她最终主动选择回国投案并积极退赃。
一个月后，6月29日，外逃18年的“百名红通人员”、职务犯罪嫌疑人刘宝凤回国投案自首并积极退赃。至此，全国“百名红通人员”已到案59人，其中党的十九大后到案11人。
《中国纪检监察报》曾发文透露肖建明回国投案的心路历程。肖建明列“百名红通人员”名单第6名，其在担任云南锡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期间，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提供帮助收受大额贿赂，并利用职权让女儿以领薪水的形式领取某公司公款，其涉嫌受贿罪、贪污罪。
肖建明的潜逃行为经过了长期预谋和精细策划。外逃之前，肖建明通过各种手段安排主要关系人移居海外，并在海外购置了房产。以为已经铺好后路、准备享受“天堂生活”的他，甚至给云南省追逃办写信，称“不要找我了，不回国了，就要客死他乡”。
然而在肖建明外逃后，我方积极与外方开展司法交流合作，依法冻结肖建明及其家人在国内银行的涉案存款。2015年中央追逃办将其列为“百名红通人员”，2017年4月和2018年6月，中央追逃办两次集中曝光外逃人员线索，肖建明均位列其中。2018年8月，国家监委等五部委《关于敦促职务犯罪案件境外在逃人员投案自首的公告》发布后，肖建明态度转变较大，表示愿意考虑回国投案。
出逃多年的腐败分子陆续归案
今年以来，“天网2019”行动再启锋芒。随着外逃人员有关线索密集曝光，惩治腐败的天罗地网撒向全球，潜逃者已无处藏身。 除“百名红通人员”外，还有多名外逃人员归案。
3月28日，外逃近17年的职务犯罪嫌疑人、原广东健力宝集团副总经理于善福回国向纪检监察机关投案，并积极退赃；
同日，在中央反腐败协调小组国际追逃追赃工作办公室统筹协调下，北京市纪委监委、北京市追逃办统一指挥，海淀区监委果断行动，在北京将外逃16年的职务犯罪嫌疑人、原中国建筑(南洋)发展有限公司副经理席飞抓捕归案；
4月22日，外逃4年的红通人员、广东省深圳市田心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村集体企业)原董事长梁泽宁被新加坡执法部门遣返回中国；
4月25日，潜逃20年的职务犯罪嫌疑人、原国家国有资产管理局办公室会计姜世强在家人的陪同下，携带3个房本和80余万现金到北京市海淀区纪委监委投案自首，并积极退赃；
5月18日，出逃半年的原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青山区兴胜镇人民政府社保平台主任李昊回国投案，在其装有随身物品的纸箱里，除了几件带着汗味的旧衣服和几支红霉素药膏，只剩下一个电饭煲；
……
今年是中央追逃办成立五周年。据统计，2014年至今年6月，全国共追回外逃人员5974人，其中党员和国家工作人员1425人，“百名红通人员”59人，追回赃款142.48亿元，追逃人数和追赃金额迭创新高。
2019年同时也是追赃工作年。4月1日，职务犯罪国际追逃追赃专项行动展开，中央追逃办加大反洗钱调查力度，持续发力打击地下钱庄，对国内涉案动产、不动产，依法应冻尽冻、应收尽收，实现赃款在境内“藏不住、转不出”。同时与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推动建立涉案赃款查找、冻结、返还合作机制，多措并举追缴赃款，力争赃款在境外“找得到、追得回”。
追逃防逃追赃工作没有完成时、永远在路上。未来中央“猎狐”工作将如何推进？又将取得哪些战略性成果？我们拭目以待。
2019年以来，党中央坚决惩治腐败，巩固发展压倒性胜利的步伐从未停止。打虎、拍蝇、猎狐，狠刹“四风”，深挖黑恶势力“保护伞”，紧盯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加大金融领域反腐力度，推进巡视巡察全覆盖……全面从严治党任重道远。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推出“2019反腐年中系列报道”，为您梳理今年上半年的反腐看点。
今天我们推出第二期。
①2019上半年"打虎战报":11名中管干部被查 2人为主动投案
今年1月，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的反腐败国际追逃追赃纪实专题片《红色通缉》在中央电视台播出，引发舆论热议。声称“死也要死在美国”的杨秀珠，最终因“无处可逃”“无钱可花”“无人可靠”而狼狈投案；“洗白”身份的闫永明，从春风得意直至走投无路认罪退赃……多名“百名红通人员”的归案过程被一一还原。
《红色通缉》背后的故事，正是党中央将反腐败国际追逃追赃进行到底的一个个缩影。今年以来，中央“猎狐”力度不减，成绩斐然。
3名“百名红通人员”回国投案
1月28日，中央反腐败协调小组国际追逃追赃工作办公室召开会议，研究部署2019年反腐败国际追逃追赃工作，“天网2019”行动正式启动。截至6月30日，今年已有3名“百名红通人员”回国投案。
5月29日深夜，云南锡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原董事长、云南省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原副主任委员肖建明回国投案。而就在前一天，“百名红通人员”、浙江省外逃犯罪嫌疑人莫佩芬也选择回国投案。曾费尽心机策划出逃的她，发现外逃生活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美好。“不希望在国外了此残生”，她最终主动选择回国投案并积极退赃。
一个月后，6月29日，外逃18年的“百名红通人员”、职务犯罪嫌疑人刘宝凤回国投案自首并积极退赃。至此，全国“百名红通人员”已到案59人，其中党的十九大后到案11人。
《中国纪检监察报》曾发文透露肖建明回国投案的心路历程。肖建明列“百名红通人员”名单第6名，其在担任云南锡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期间，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提供帮助收受大额贿赂，并利用职权让女儿以领薪水的形式领取某公司公款，其涉嫌受贿罪、贪污罪。
肖建明的潜逃行为经过了长期预谋和精细策划。外逃之前，肖建明通过各种手段安排主要关系人移居海外，并在海外购置了房产。以为已经铺好后路、准备享受“天堂生活”的他，甚至给云南省追逃办写信，称“不要找我了，不回国了，就要客死他乡”。
然而在肖建明外逃后，我方积极与外方开展司法交流合作，依法冻结肖建明及其家人在国内银行的涉案存款。2015年中央追逃办将其列为“百名红通人员”，2017年4月和2018年6月，中央追逃办两次集中曝光外逃人员线索，肖建明均位列其中。2018年8月，国家监委等五部委《关于敦促职务犯罪案件境外在逃人员投案自首的公告》发布后，肖建明态度转变较大，表示愿意考虑回国投案。
出逃多年的腐败分子陆续归案
今年以来，“天网2019”行动再启锋芒。随着外逃人员有关线索密集曝光，惩治腐败的天罗地网撒向全球，潜逃者已无处藏身。 除“百名红通人员”外，还有多名外逃人员归案。
3月28日，外逃近17年的职务犯罪嫌疑人、原广东健力宝集团副总经理于善福回国向纪检监察机关投案，并积极退赃；
同日，在中央反腐败协调小组国际追逃追赃工作办公室统筹协调下，北京市纪委监委、北京市追逃办统一指挥，海淀区监委果断行动，在北京将外逃16年的职务犯罪嫌疑人、原中国建筑(南洋)发展有限公司副经理席飞抓捕归案；
4月22日，外逃4年的红通人员、广东省深圳市田心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村集体企业)原董事长梁泽宁被新加坡执法部门遣返回中国；
4月25日，潜逃20年的职务犯罪嫌疑人、原国家国有资产管理局办公室会计姜世强在家人的陪同下，携带3个房本和80余万现金到北京市海淀区纪委监委投案自首，并积极退赃；
5月18日，出逃半年的原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青山区兴胜镇人民政府社保平台主任李昊回国投案，在其装有随身物品的纸箱里，除了几件带着汗味的旧衣服和几支红霉素药膏，只剩下一个电饭煲；
……
今年是中央追逃办成立五周年。据统计，2014年至今年6月，全国共追回外逃人员5974人，其中党员和国家工作人员1425人，“百名红通人员”59人，追回赃款142.48亿元，追逃人数和追赃金额迭创新高。
2019年同时也是追赃工作年。4月1日，职务犯罪国际追逃追赃专项行动展开，中央追逃办加大反洗钱调查力度，持续发力打击地下钱庄，对国内涉案动产、不动产，依法应冻尽冻、应收尽收，实现赃款在境内“藏不住、转不出”。同时与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推动建立涉案赃款查找、冻结、返还合作机制，多措并举追缴赃款，力争赃款在境外“找得到、追得回”。
追逃防逃追赃工作没有完成时、永远在路上。未来中央“猎狐”工作将如何推进？又将取得哪些战略性成果？我们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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